两晋历史（2/2）

东晋第八位皇帝，元帝少子，简文帝司马昱。371年十一月己酉日被桓温拥立为帝，完全听命于桓温。东晋自司马睿开国江左以来，一直处于士族门阀的轮流支配之下，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，而除了元帝司马睿、明帝司马绍稍有作为以外，其他皇帝都是几乎傀儡般的存在。到了简文帝司马昱时，这种皇权不振、士族专权的局面更达到极点，桓温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政，连谢安都视其为“君”，史称“政由桓氏，祭则寡人”。第二年七月司马昱得了重病，连发四诏催促尚居姑孰的桓温入朝辅政，桓温故意推辞，简文帝遂遗诏“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”，又说：“少子可辅者辅之，如不可，君自取之。”此时的晋朝国运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，因为桓温完全可以凭借简文帝遗诏而篡晋自立，这是其他士族所不愿看到的。出身太原王氏的侍中王坦之迫简文帝同意将遗诏改为““家国事一禀大司马，如诸葛武侯（诸葛亮）、王丞相（王导）故事。”就在晋室命悬一线、不绝如缕的关键时刻，各家士族门阀联手阻止了桓温篡晋的阴谋，确保了司马曜的顺利即位及东晋王朝的延续。桓温原本指望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前禅位于他，或自己摄理朝政，但大失所望，于是拒绝入朝，直至宁康元年（公元373年）二月才到建康朝见孝武帝，并带兵入朝。群臣惊慌失措，由于侍中王坦之、吏部尚书谢安应付自如，恒温才没有发难，晋朝得以安宁。三月，桓温退兵。七月，恒温在姑孰病死。

东晋第九位皇帝，简文帝司马昱三子，孝武帝司马曜，母亲是孝武文太后李陵容。372年即位。即位初期由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临朝听政。14岁时（376）开始亲政，实权由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掌握。即位时期由于税赋改革与谢安当国，被称为东晋末年的复兴。司马曜是汉族王朝第一个公开信佛的皇帝。谢安当权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支撑。由于对内要防范仍在荆州盘踞的桓冲势力，对外要对付日益强盛的前秦政权，谢安推举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兖州刺史、徐州刺史，驻节北府（今江苏镇江）。谢玄招募刘牢之、何谦、诸葛侃、高衡、刘轨、田洛及孙无终等骁将，整合他们麾下以流民为主的军队，组成了赫赫有名的“北府兵”，这不仅是巩固了陈郡谢氏的势力，更为江左华夏政权的存续提供了坚强的保障。太元八年（383）七月，“五胡十六国”中的“（前）秦”（宣昭帝）苻坚，兵发90万大军南下灭晋，谢安等指挥8万晋军在“淝水之战”中以少胜多。谢安死后司马曜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空档期，致力于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，恢复司马氏皇权，遂以其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，并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。但司马道子当国，以及孝武帝嗜酒成性，优柔寡断，导致东晋政局再度陷入混乱。396年九月庚申司马昱被宠妃张贵人杀死。

东晋第十位皇帝，孝武帝司马曜长子，安帝司马德宗。第一次在位是397~403年，第二次在位是404年~终。安帝继位时，东晋皇帝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，朝外许多将军实际上自立，不受君命，朝内的权力也往往落在大臣手中。安帝的智力有点问题，说话不太利索，连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都认不出来，因此朝廷的权力实际上完全由当朝大臣掌握。安帝初期朝廷政策主要由（会稽王）司马道子主持。隆安元年（397年），尚书仆射王国宝、建威将军王绪倚仗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，图谋削弱各方镇，引起青、兖二州刺史王恭不满而起兵，桓玄遂怂恿荆州刺史殷仲堪响应王恭，朝廷畏惧，故杀王国宝、王绪以息事宁人。隆安二年（398年），桓玄向朝廷求为广州刺史，司马道子任命其为督交、广二州军事、广州刺史，桓玄受命后却不到职。豫州刺史庾楷又因不满其辖区被割予江州，因此以讨伐司马道子心腹谯王司马尚之、江州刺史王愉的借口再度举兵，更联同了荆州刺史殷仲堪、广州刺史桓温之子桓玄及南郡相杨佺期，并再推王恭为盟主。司马元显受命为征讨都督、假节，统率王珣、谢琰、司马尚之等对抗，王恭因其北府兵出身的部将刘牢之叛归朝廷而兵败被杀，桓玄等人退兵。朝廷为表安抚，乃任命各人官职，而以桓玄为江州刺史（首府浔阳，今江西九江）。桓玄、殷仲堪、杨佺期等三人惧怕朝廷讨伐，虽然相互间已生猜忌之心，但不得不合作自保，因此于浔阳正式结盟，桓玄因其家世声望而被推为盟主，遂更加骄傲。当时东晋的局势，朝廷内有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父子相继专权，外有桓玄等三人与刘牢之、司马尚之割据，而京师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以南一带，更为变民孙恩盘踞，国内大乱。隆安三年（399年），桓玄消灭荆州刺史（首府江陵，今湖北江陵）殷仲堪、雍州刺史（首府襄阳，今湖北襄阳）杨佺期二人势力，尽占长江中游一带。400年孙恩从海岛登陆进攻会稽，401年攻浃口、临海、广陵，晋军多次战败。朝廷不得已乃任命桓玄为都督荆、司、雍、秦、梁、益、宁、江八州及扬、豫八郡诸军事、后将军、荆、江二州刺史、假节。402年孙恩封锁建康，城内饥荒。东晋在暂时压制孙恩的势力后，权臣司马元显决定铲除桓玄，以手握晋军精锐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出兵讨伐，然而刘牢之唯恐消灭桓玄后，不能被司马元显所容，又打算假借桓玄的力量以除掉当政者，自己再趁机夺权，因此不战而降。桓玄遂顺利东下，进入建康，杀司马元显。不久，并解除刘牢之的兵权，刘牢之因此意图叛变，事败自缢。桓玄更矫诏以任命自己为太尉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扬州牧、领豫州刺史，完全掌控国政，随即又接连诛杀北府将领，以铲除其势力。402年安帝亲征桓玄，但数次战败。桓玄自封为丞相、太尉。同年孙恩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，自杀身亡。403年（402年十二月庚申）桓玄杀司马道子，从此成为东晋的主宰者。他于同年秋又自号楚王、大将军，随即篡位，改国号为“楚”，史称“桓楚”，贬安帝为平固王。以北府旧将刘裕为首的数名将领举兵讨伐桓玄，桓玄军队大败。桓玄挟安帝逃往江陵，安帝复辟为皇帝。但6月桓玄的将军桓振攻陷江陵，安帝又被俘。409年刘裕开始北伐，攻南燕，屡战屡胜，南燕灭亡。广州刺史卢循反叛后在交州被刺史杜慧度杀死。刘裕在朝中独掌大权，排挤和迫害与他不和的大臣，矫安帝诏以令外地刺史。

晋朝（东晋）末代皇帝，孝武帝司马曜子、安帝司马德宗弟，恭帝司马德文。418~420年在位。桓玄之乱后，刘裕当政。司马德文知道刘裕有篡位与杀害（安帝）司马德宗的企图，并且由于安帝本身的智力问题，司马德文便随侍于安帝左右。但是，一次司马德文因病出宫，安帝终被刘裕派人杀害。刘裕本人有意称帝，但由于图谶所言“昌明（孝武帝）之后有二帝”，于是刘裕为符合图谶所言，便于418年改立司马德文为皇帝。公元420年六月，刘裕逼恭帝禅位与他。恭帝强颜欢笑，很爽快地就答应了，还说如果没有刘裕，晋朝早就灭亡了，是刘裕让晋朝又多延续了十几年，自己让位是心甘情愿的。然后自已按要求抄下诏书，宣布退位，晋朝（东晋）灭亡。于是刘裕称帝，改国号为“宋”。我国进入南北朝时期。之后，司马德文被封为零陵王，421年九月被刘裕派人杀死。

晋朝至此灭亡，被刘裕建立的宋朝（刘宋）取代，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的北魏，形成更加分裂混乱的南北朝时期。

二、文化背景：

司马昭为了夺取曹家天下，大开杀戒，天下名士一时减半。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，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，也都变得乖巧、聪明起来。阮籍似乎走得更远，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，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，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，从此“尤好庄、老”，他哭之于途穷，托之于酒酣，寄之于清谈，对政治不闻不问，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。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，“必日夕而返”，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：“口不臧否人物”。可司马氏集团对他还是不放心，钟会曾几次问以时事，他皆以酣醉获免，摆脱了被人构陷、杀头的危机。又因为他是诗人，不能不写诗，即使写诗，虽多感慨之词，却也是“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”。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，“百世下难以情测”，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“辫子”。有人倒下了，有人屈膝了，有人退隐了，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，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，“临川羡洪波，同始异支流”。

魏晋时代政治黑暗，官场险恶，以谋权篡位或翦除异己为目标的宫廷斗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杀。一般文人情知国事不可为，不敢奢望修齐治平兼济天下，为全身远祸苟且偷安，只得逃避现实，缄口不谈时政。于是皈依老庄谈玄究理，到玄虚哲学中去寻找精神慰藉，配合以服药酗酒散发扪虱等颓废行为，一时蔚然成风，这便是魏晋风度。“学者以老、庄为宗而黜六经，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，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，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，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。”从此，“匹夫抗愤，处士横议”的局面一去不返，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，一炷香，一盏清茶，一杯醇酒，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。由东汉的清议，月旦人物，评议时政，到魏晋的清谈，寄托心神于老庄，企图超脱俗世，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，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。《魏氏春秋》里说，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，王戎次之，可见王戎的影响力。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，饮酒清谈，讨论《周易》、《老庄》，探寻万物本始的“至理”，以明自然之性，以定惑网之迷，遂成时髦与风气。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。比如，刘伶以驴车载酒，车到那里喝到那里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：“死便埋我”。还有嵇康，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，弹琴的手，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。究竟为什么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却是因为“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，到时全无用场，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。”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。

东晋渡江以后，“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。”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，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，与玄学相唱和。“孙绰作《道贤论》，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，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”（翦伯赞语）。同时因为佛教“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”，一时大为盛行。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，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。这些和尚既有学问，谈吐又不俗，以三寸不烂之舌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。他们游于朱门，如游蓬户，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。从此，“佛教之于中国，无孔不入，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”，而且影响至今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——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。

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，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。然而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。琅琊王氏除了王戎、王导、王敦，还有唯谈老庄，口中雌黄的王衍，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，他们既位居要津，又大名鼎鼎，被天下人目之为“琳琅串玉。”一串，都是琅琊王氏人物，而不是一、二个，影响力就大了，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。曾几何时，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，权贵、名士、高朋、谈客盈门，鱼贯而入，又鱼贯而出。按照当时的习惯，谈论时一方为主，叙述自己的意见，称之为“通”；另一方为宾，就其论题加以诘辩，称之为“难”。客主无间，一来一往，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。每逢理会之间，要妙之际，就有听众绝倒于坐。比如卫玠之语议，王澄“前后三闻，为之三倒。”

东晋建立的同时，北方内迁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割据政权，而东晋皇族受南方腐朽世家的影响，奢侈腐化，偏安半壁，不思进取，甘于南北对峙。同时东晋皇室又积极协调江南世家与南渡世家的关系，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抚北方南迁的流民，随后江南地区生活安定，荆扬晏安，户口殷实，但拥有极多特权的南北官僚、世家肆意占夺人口和土地，依仗权势封山占水，使地方割据势力强大。

汉末至魏晋是华夏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、极解放，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、最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。盖因群雄割剧，战乱连年，政权更迭频繁，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统治者忙于轮翻做东，放松了对百姓思想的禁锢，所以个性张扬、不为世俗所累、崇尚自然的魏晋名士所代表的魏晋风度，是这段血腥、沉重历史的华丽变种，是几千年来文人雅士穷其一生追逐的精神桃花源。而国力衰弱，政治恶化，名士少有全者，这些混乱而痛苦的事实，生硬地刺痛着晋人的思想，使人思治而不得，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，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中选择了叛逆，他们佯狂而避世，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，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，谱写着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，于是就有了所谓放浪形骸般的“魏晋风流”：嗜五石散，习南华言，浮华相扇，标榜为高，纵酒放达，脱衣裸形，甚至男人女化，涂脂抹粉，服妇人之服，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，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，扪虱而谈，这种逃避现实的高雅举动是很多名士的选择和追求，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。

但真正能体现魏晋风流的，是不为外物所累、率性而为的言行，是崇尚洒脱自然、风流倜傥、唯美优雅的举止，是对亲友的深情及对生命转瞬即逝的感伤，更是一种对文化的怀疑和避世的无奈，及保持心灵纯净的愿望和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、盼望回归自然的想法。他们崇尚自然，喜欢雅致的生活，以吟诗作赋、听琴绘画、邀游玩赏、谈玄说怪为生。雅集，谈玄，清议，书法，音乐，琴棋，绘画，傅粉，服散，畅饮，女装癖，人们叛经离道，不拘俗礼，此时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，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，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，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。他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，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，内心旷达，形迹放浪，风流自赏，纵意狂歌，也向往着理想中的桃花源：无君无臣，无忧无虑，自耕自织，不务世事，以此表露着对传统礼教和腐朽文化的不满。老庄认为自然纯真、本性质朴就是美，而儒家在这个动luan的年代已经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，可也不能完全从世人的思想里消失，于是就突破了独尊儒术，又结合了佛家道教，有了“援道入儒，儒道合流”的玄学。为了填补精神空白，专谈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这“三玄”的清谈风行，托杯玄胜，远咏庄老。自东汉礼教衰败以来就一蹶不振的儒家思想，终于彻底被道家思想击败，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最特殊的一个时代：道家治天下的两晋时期。

注：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，既不叫“九品官人法”，也不叫“九品中正制”，而是习称为“九品之制”或简称为“九品”。到了唐代，杜佑始将“九品”与“中正”顺序连称，由此开启了“九品中正制”这一称谓的先河，所以在魏晋时期，是没有“九品中正制”这一名称的。

发上来之后才发现，被和谐的词语太多了，只好重新修改，用拼音代替了！